一、非理性主义者波普尔

1945年，卡尔·波普尔在英国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①Karl Popper，“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ume 1：The Spell of Plato”，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LTD.，1947.以下简称《开放社会》。，此书与几乎同时问世的“历史主义贫困论”使波普尔在政治思想界声名大噪。20世纪下半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开放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成为知识界的“常识”，受到众多知识分子追捧。据说，凭借对西方传统与政治社会的透彻洞见，波普尔足以跻身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列，甚至堪称“康德以来最伟大的哲人”②Anthony O’Hear ed.，“Karl Popper：Philosophy and Proble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83.。

波普尔本人更进一步，将苏格拉底作为其思想位置的最终坐标，在众多场合自称为“苏格拉底的信徒”③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邱仁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苏格拉底对于波普尔的特殊意义在于，波普尔将苏格拉底的理性传统看作文明生活的根基。波普尔相信自己政治哲学的实质正是对理性传统的捍卫——他将其理性主义称为“批判理性主义”，在他看来，“批判理性主义”正是“苏格拉底式理性主义”的另一个名称，他相信只有作为其思想根基的“批判理性主义”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认识到人类知识的限度，意识到人类对知识的追求必然是“无尽的探索”。

但是，波普尔的显赫声名和自我认识的另一面，却是诸多重量级人物对波普尔的严厉批评。《历史主义贫困论》作为专书出版之后，以黑格尔研究名重学界的泰勒（Charles Taylor）发表了一篇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论，题为《历史主义贫困论的贫困》，指责波普尔思想的实质是意识形态④Jeremy Shearmur，“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Popp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183.。思想史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私人通信中的批评则更为辛辣：“这位波普尔先生多年来并非一块绊脚石，而是必须从路上不断地把它踢出去的讨厌的小石子。老是有人向我提起他，认定他的《开放时代及其敌人》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的杰作之一，这迫使我勉为其难地拜读了这本著作，尽管本来的话我连碰也不会去碰一下的。”①这一评价见于沃格林1950年4月18日致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信，沃格林随后说道：“波普尔用这本书妨碍了我们最基本的职责，浪 费了我们一生中本可以全神贯注地实现我们的天职的好几个宝贵的小时，我感到完全可以这样毫无保留地说：这本书是厚颜无耻的、一知半解的废物。每一句话都是胡扯。”见恩伯来，寇普：《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谢华育，张新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沃格林“勉为其难”浪费好几个小时，是因为施特劳斯在1950年4月10日写信告诉沃格林，波普尔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并且让沃格林谈谈对波普尔的看法。施特劳斯本人在信中评价道：“简直不值得鄙视：这是最过时、毫无生命的实证主义试图在黑暗中吹口哨，尽管冒充‘理性主义’，却完全没有‘理性地’思考的能力。”见恩伯来，寇普《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第94页。沃格林对《开放社会》的两个基本判断是：“波普尔的著作是胡扯，它没有什么情有可原的理由”；波普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的争吵者”②恩伯来，寇普：《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第96-97页。。

如果说波普尔本人将理性主义看作其思想根基，那么，泰勒和沃格林的批评无疑挑明了认识波普尔的“中心问题”：如果苏格拉底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波普尔本人并未认清的重大差异，所谓“批判理性主义”究其根本可能恰恰是非理性主义，因而，以“批判理性主义”为知识论基础的“开放社会”政治构想也只是一种根基浮浅的“意识形态”。

二、社会哲学与历史主义

就政治观念而言，波普尔延续了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传统。波普尔政治哲学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意图：通过批判西方的“集权主义”理论与实践以维护自由社会。不过，尽管波普尔无疑属于自由主义思想阵营，波普尔的自由主义与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人的政治哲学仍然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无论是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论述，还是康德实践理性的绝对道德律令，在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中都已经失去重要性。波普尔与启蒙自由主义传统的差异意味着，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事实上是一种“波普尔式的自由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这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差异：19世纪以来诸多“社会哲学”对启蒙自由主义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波普尔政治哲学的形态，波普尔的两部主要政治哲学著作——《开放社会》与《历史主义贫困论》——都带有明确而强烈的争辩意图，根据波普尔的说法，在对自由社会抱有敌意的众多社会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哲学”就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m），因此，与历史主义的争辩对于波普尔政治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