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有两首咏“众乐亭”诗，分别是《明州钱君倚众乐亭》和《寄题众乐亭》。今人多据诗题中的“众乐亭”而将二诗定为一时所作，其实这两个“众乐亭”并非一回事。

《明州钱君倚众乐亭》为王安石称贺钱公辅(字君倚)嘉祐六年(1061)在明州修众乐亭而作(参见刘成国《读〈王荆公诗注补笺〉献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70页)，当时钱公辅、司马光、邵必、吴中复等人皆有题咏，《延祐四明志》卷二○中(《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29、6432～6434页)收诸人之作，包括《明州钱君倚众乐亭》，但《寄题众乐亭》却不在其列，说明后者所咏并非明州“众乐亭”，故《延祐四明志》不收。

通过细读可进一步发现这两首诗的差异。首先，《明州钱君倚众乐亭》是赠明州知州钱公辅的，故诗云“使君幕府开东部”；而《寄题众乐亭》是寄给一位县令的，故诗云“令思民事”“夺令去”“令知道义”。其次，明州“众乐亭”是一座湖中水亭，邵亢《众乐亭记》记钱公辅之言曰：“我乐与众人之乐而申之，为之亭于城西南偏之湖中，而以‘众乐’名焉。”(《全宋文》卷一〇三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册，第78页)，故《明州钱君倚众乐亭》诗云“扫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随指顾”；而《寄题众乐亭》诗中的“众乐亭”则是一座山亭，故诗云：“千峰秀出百里外，忽于其上峥檐楹。”由此可证，两个“众乐亭”其实并无关涉，只是名称偶同而已。

那么《寄题众乐亭》中的“众乐亭”在哪里呢？王安石好友王令集中有《寄题宣州太平县众乐亭》(《王令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诗，其中的“宣州太平县众乐亭”，应当就是王安石《寄题众乐亭》诗中的“众乐亭”。证据如下：其一，王安石诗首二句云：“陵阳游观吾所好，恨不即过众乐亭”，可见此“众乐亭”在“陵阳”，亦即宣州。其二，王令诗云：“亭前行迹不破草，亭下野鸟常喧啾。山云朝嘘翠巘出，海月夜下清溪浮”，显然描写的是一座山亭，与王安石诗对“众乐亭”的描写相合。其三，王令诗题下有小注云：“为孙莘老作。”孙莘老即孙觉，清嘉庆《太平县志》卷九载孙觉本人《众乐亭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册，第229页)曰：“余令太平之年，得县之东山溪之会处以作亭焉，而至者乐之，因名之曰‘众乐’，又得其所以乐者，为之记以自览。嘉祐三年六月，守县令孙觉记。”可见宣州太平县“众乐亭”是孙觉任县令时所作，故王令诗云：“令君架亭乐幽荒。”此正与王安石《寄题众乐亭》诗的寄赠对象相合。李壁注王安石《别孙莘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0页)诗云：“介甫后自群牧出宪江东，莘老时犹在太平。公集有《与莘老》一书，论朋友切磨及盐秤子事，亦可见二公情分始未尝不同。”可见孙觉任太平县令时已与王安石交好。

通过以上论证可知：王安石《明州钱君倚众乐亭》诗是题咏明州知府钱公辅修建的“众乐亭”，作于嘉祐六年；而《寄题众乐亭》诗则是题咏宣州太平县令孙觉修建的“众乐亭”，作于嘉祐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