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下半年，我任职学校的《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陈浩凯教授与我商议开设学术专栏的事宜。得浩凯主编厚爱，栏目是基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来建设，也便于约稿，这即是新诗研究。最终以“中国诗歌研究”命名，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与当时其他学报已有的研究栏目重合，另一方面，先前有“中国诗歌评论”一类书刊出版，专致新诗研究，以“中国诗歌”而不是“新诗”名之，也算是有先例。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将古典诗歌研究也纳入这个栏目之中，古今对照，不定能激活一些话题，但古典诗歌研究范围实在太过宏大，约稿也不方便，最终放弃。

栏目第一期推出是在2010年第6期，首推三篇，包括李振声教授、张桃洲教授和我的一篇论文。之后，基本上是每年四到五期，也有几个年份，每期均有刊载。到2018年第2期，诗歌研究专栏共出版38期，再加上其他栏目也刊发过新诗研究论文，实际刊发量为131篇。回想起来，有时候稿多，有时候又缺稿。浩凯主编许过诺，只要有好稿，一期多少版面都没有问题。奈何还是缺稿的时候为多。

专栏论文基本上都是围绕某个专题展开，有时候是比较宽泛的专题，如现代诗学研究、当代诗学研究之类，多数时候专题更为集中，如新诗理论与问题、新诗的“个人性”与“公共性”、中生代诗歌研究、新世纪诗歌、1940年代的诗歌、中国现代诗学的“再发现”、新诗语言问题研究，等等。其中，也多次推出个案专题，如关于艾青、穆旦、彭燕郊等知名诗人都有过专题，也有过“吴奔星诗歌研究笔谈”“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冯娜研讨小辑”等。在此，特别想提及的是2012年第4期的“唐兴玲研究专辑”。

2012年4月底，唐兴玲因病辞世。这在博客、微博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很多诗人朋友发来悼词或纪念性的文字。她是湖南本土知名度很高的诗人，是我和几个朋友合办的《二里半》同仁。唐兴玲的离开，不仅仅是我等失去了一个朋友，更是诗歌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诗人——唐兴玲很早即开始发表诗作，以唯美、抒情见长，是那种“突然在茨维塔耶娃的诗集中/找到了一块自己的骨头”的女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唐兴玲更是写出了一批相当出色的诗篇。于是，在短短几天之内，就与浩凯主编商议“唐兴玲研究专辑”的事宜，最初主编也是纠结于知名度的问题，最终还是被我说服。随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草树、陈卫、肖学周(程一身)、刘波、吴投文完成了研究专论。这些作者中，草树、肖学周、吴投文是湖南本土的诗人、评论家，对唐兴玲多有了解，其行文多有知人论世之处，也充分注意了唐兴玲诗歌文本的内在细节。陈卫、刘波这两位外省的研究者之前却是从未听说过兴玲的名字——两人的研究均是以精妙的文本解读入手，显示了唐兴玲诗歌的魅力。

因是临时编排，版面受限，有四篇编排在2012年第4期的“唐兴玲研究专辑”，吴投文的论文排在第5期。就实际容量而言，这是“中国诗歌研究”栏目设立以来最大的个案专题。栏目仅“穆旦研究”做过两次专辑，但间隔四年，单次也只有三篇论文。

而这，却也是迄今为止，所见刊物所载的唯一的唐兴玲研究专辑。兴玲逝世之后，一度有过一些商议，关于诗文集的编订、基金会的成立等等，均不了了之。似乎一切很快就归于平静。也有几个朋友为了纪念她而筹资出版了诗集《黑天使》，但非内地出版社，故远在一般读者视野之外。四周年的时候，我曾感慨，“至今不过四年光景，却仿佛已是更遥远时候的事情了”。如今，六年过去了。重新检视这些精彩的、温暖的文字，很多场景还历历在目，也再一次感到某些东西的失去。

当然，重温这八年来的131篇论文，更多的还是感奋。相关话题从新诗的发生、发展，新诗的历史转折，再到当下的诗歌现场，相关讨论已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鉴于近年来国内学报坚持开设新诗研究栏目的仅少数几个，这个小小的学报栏目虽然远称不上是新诗研究“重镇”，但八年坚持下来，也算是为新诗研究尽了一份力，在新诗研究界也算是略有知名度，为此，衷心感谢各位同仁长期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大概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浩凯主编就曾提议说邀集新诗研究界的同仁——特别是栏目论文的作者来长沙小聚；2016年的时候，浩凯主编又曾提议精选部分专栏论文，汇集成册，同时，再次谈到邀集新诗研究界人士来长沙小聚的事。但经费一直是一个问题，又因我出国访学等事宜，一再推迟。至2018年上半年，终于敲定精选论文结集一事——也不是经费充足了，而是已到八年——正好又是新诗百年，终有必要给众多新诗研究界同仁一个交代。先待论文集出版，俟后再商议诗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