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有大量的外国成分，但时代呼唤主观的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理论-实践-历史知识的三位一体。基于自身历史研究的知识反映了主观性。由于各大文明的历史属性不同，系统从历史出发的演进路径也不同，都是以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发明的方法论和从中发现的理论也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知识主观性。

中国政治学已经意识到，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去历史化的美国政治学原理体系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基于“理性人”假设而发明的“历史终结”。理性人” “结束了。因此，我们率先提出了政治学中的历史政治学，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新方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对历史政治进行研究，有望在未来3-5年内在历史政治方面取得更多成果。

历史社会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知识贡献极高，研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来自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对“战国”的研究，到秦汉后“儒法”观念的延续，都是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最重要的是，“岭南派”的家族史研究更感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关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

相比之下，历史研究路径在我国经济界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如新古典经济学等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理性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史的概念发明。此外，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概念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民族悖论——财产理论——意识形态理论都是经济史研究中的概念性发现。

笔者认为，研究历史路径也是政府大力倡导和投入巨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必由之路。 很多概念不是基于数据库的数学推导，而是基于历史本体论的理论论述。例如，中国人“仁者爱人”不能简单地用“理性人”来解释；也不能用西方的有限政府解释为责任无限的民主政府；民主政府以生命为先，在疫情中推动。建设、移民式扶贫等对口帮扶，是社会发展，不能用GDP来衡量；土地改革创造的均等化社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大概是中国经济学需要回答的本体层面。根本问题。

好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比如法学，基于历史路径的研究成果也是世界一流的，公共管理也越来越认识到历史路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到这门学科。性别。中国历史不仅是属性上的政治史，而且有别于西方社会史。中国政治史在世界上独特的历史连续性，本身就是各学科发展的宝贵资源。构建主观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离不开历史研究路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