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樊凡，西北农林科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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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传统以同行评议、引用量和转引率为主要评估指标的社会科学评价制度的不满，近些年来，如何能够更妥适、充沛的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日益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新动向和热点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比如：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于2014年3月制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实施方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于2016年3月组编出版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也于2015年1月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杂志。从这些文件和杂志的核心意图来看，它们不满于传统的那种以内部导向为主的社会科学评价制度，并试图着力展现一种以外部导向为主的评价制度，即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要能够承担社会施加的压力和满足社会寄予的期望。就像《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南》所强调的，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要侧重评价成果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效益，那些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没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成果，或者社会价值不大，或者只是一种文字游戏。

这意味着，社会科学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关联程度和关联的质量日益成为了识别和判断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参照纬度。可以确认的是，“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关怀现实、经世致用，是古今中外学术研究悠久而共同的传统。一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无法产生于‘象牙塔'中，也不能超脱于社会现实而存在”。就像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那样，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然而不幸的是，借着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美学想象，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却表现出了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普遍且顽固的要求和追求。对学术自由、学术自治这种刻意的强势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术研究越来越失缘于世界，越来越成为了隔绝与世界的“象牙塔”。更为不幸的是，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而且在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强势话语中被严重的侵蚀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的刻意关注和阐释，不仅在理论上能够为反思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平台，而且在实践上能够为不断拓展和提升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和程度理清思路、方法，以及澄清必要的注意事项，进而才有可能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才有可能为落实研究成果评价的绩效导向提供夯实的基础。

一

在1950年元旦，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探望师从于德鲁克父亲的约瑟夫·熊彼特，在这次见面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不能真正走进生活、谈不上影响和改变生活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从现今的形势看，社会科学也许更应该被叫作“似是而非的科学”，虽然它看上去很迷人，但实际上有点类似“皇帝的新装”。换句话说，无缘于世界，似乎构成了今日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瓶颈，为提升社会科学的关怀能力，需要反思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现状，需要阐明社会科学研究所生产的知识对世界进行关怀的可能性。

对社会科学来说，学科分化越严重，其描述、解释、编织和反思世界、关怀世界的能力很可能越差。狭隘的、固化的学科视野“不仅会让人们做出错误判断，而且会极大束缚我们设想好的想法和政策的能力”。用社会学家布鲁斯的论述来说，“社会生活看起来过于复杂，无法被分割成简单的组成部分加以孤立研究”。虽然随着社会科学的分化和细化，生产知识的能力也可能变得更强，生产的知识也会变得越来越多，甚至“导致知识过盛，智慧贫乏，而这是因为智慧是无法分割的”，但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注意到，“当知识太多的时候，反而会妨碍我们的预测和判断”。问题的关键在于做判断和决策的质量，而不在于知识的多寡，衡量判断和决策的质量，更是取决于情境而非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