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到了20世纪后期，主要是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显然，贝克不愿意使用“后现代性”“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而是把当下发生的过程定义为“反思性现代化”，认为它是一种不同于古典设计的现代化，是对工业设计的超越。这代表了德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看法。我们看到，在德国社会中，正是因为不愿意把当下的社会看作一个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人类历史新阶段，才会出现所谓“3.0”“4.0”等诸多工业社会“新版本”等表述。用贝克的话说，“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革命的社会。在每一场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一点。”(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但是，事实情况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这样，风险社会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尽管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相对于人的风险，但那些风险都是具体的风险，是相对于特定的人、群体、阶层和地域的风险，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则是一种普遍性的风险，是平等地施予所有人的风险。

可以认为，从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人类社会的一次根本性转型运动，它意味着人类历史将走进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现代化在延续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版本”。正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风险社会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成为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一种社会状态。其实，当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表明了这是一个不同于包括工业社会在内的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新形态。大致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和生态问题被人们认识到了之后，使我们的关注重心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仅仅关心利用自然或者将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的问题，而是也要并主要地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产生的问题……科技发展和使用的问题，被对实际或可能使用的科技的风险进行政治和经济‘管理’——依据特别界定的有关它们之重要性的观点去发掘、治理、认识、避免或掩盖这些危险——这样的问题所遮盖。”(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在此过程中，人们还以为通过政治和管理的强化就可以将风险拒之门外，实际上，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明显，风险既没有得到避免也没有减弱，反而处在不断增强的过程之中。当然，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实际社会过程看，政治上的、管理上的改革和调适运动也是人们热衷于去尝试的。即便如此，也仍然受到了风险日益增强的困扰，以至于人类在进入21世纪后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时时对人的生活甚至生存构成挑战的风险社会。

一、从风险到“风险社会”的出现

风险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可以说有了人类，也就有了相对于人的风险问题。人类社会的脚步就是在与风险的斗争中前行的。当风险被战胜并找到了控制风险、驾驭风险的方式方法时，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往时代的风险更多是属于一个地区、群体的风险，就社会风险而言，显然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制造出来的。在社会风险普遍化的情况下，风险社会这个概念被提了出来，而且迅速地流行开来。这说明，社会风险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已经被人们充分地感知到了，绝大多数人都认同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所以，“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共同遭遇和面对着风险，甚至会表现出无差别地平等承受着风险的压力。

如果在“风险社会”一词前面再加上一个“全球”字样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整个人类都处在了风险状态之中。尽管风险有可能不构成对每个人的致命威胁，但每个人都处在了真切的风险之中却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风险社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它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让我们看到了风险无处不在。而且，风险的形式多到我们无法计数也无法预知的程度。我们不知道何种风险会突然演化成威胁到每一个人生存的危机事件，也不能准确地知道在哪里存在着风险。更有甚者，从2020年初“新冠肺炎”的流行来看，即使人们知道了这是一次重大的危机事件，也因为旧观念的影响而不愿意迅速行动起来。特别是带有传统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国家，在中国把病毒作为敌人对待的时候，他们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从他们的表现来看，是那样热爱病毒，完全把病毒当作了朋友。但是，遗憾的是，病毒却没有承认他们这些朋友。在风险社会中，假如说我们知道了哪里存在着风险的话，其实那里的那个风险已经不再是风险了，而是得到了克服和能够得到有效应对的事件，也就是说风险得到了消除。这就是科学发展和人的实践能力提升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况。在今天，我们在使用“风险”一词的时候，其实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风险以及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