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中国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必须摆脱产出低效且边缘化的困境，才能真正肩负起人民、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安全”使命。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微观主体（研究人员）主要是以各高校为中观组织单位，以高校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制度为激励，发生科研行为、进行广泛的联合，从而建构起宏观的体系力量，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在行为科学看来，科研工作者及其组织的力量的形成与释放，是以其系统中激励制度的科学、有效为约束的。因此，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问题，往往发端于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制度的弊病。接下去，我们将以激励理论中的“目标替代”概念为分析基点，逐层剖解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及其科研管理体制所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与应采取的对策。

一、问题与挑战

21世纪是一个创新的年代，如何面对重大科技前沿组织高水平的创新活动？如何面向未来的需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国内，不少高水平院校也在进行学科交叉的多重探索。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按学科组织师资队伍、开展学术研究、培养青年人才。实践表明，这种模式强化了教师的学科身份感，制约了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生的学术视野也往往局限在他们所学的专业领域。为了产生重大创新成果，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刚性的学科界面必须打破。

我们必须以创新和学科交叉为两翼，瞄准重大前沿课题，力求吸引全球不同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通过跨大学科、跨大领域的交叉合作，产出若干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培育出若干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学科。2019年，清华大学为了突破体制机制上的发展阻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在需要突破的体制机制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首先在制度文化方面，学校成立了跨学科研究小组和机构管理办公室，并设立了交叉研究专项，加强了对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还出台了两项重要制度，一是教师跨院系制度，一是交叉学科学位授予制度。其次，在学术资源整合方面，面向重大研究课题，整合不同院系的学术资源，建立学科交叉研究机构。此外，在人才汇聚与学术引领方面。将设立未来实验室、脑与智能实验室，其目的就是能够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学者，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开展跨学科研究，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整合，能够产出重大的国际前沿学术成果。

当前，国家和教育部一直在不断倡导、推动跨学科研究以及交叉学科的培育、发展，近年来也加强鼓励、资助社会科学研究以“高端智库”建设为契机，提升自身对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的回应能力。不论是原来的985高校，还是新近入列“双一流”的大学，其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系中，都不乏针对交叉学科和对策咨询科研人员的晋升通道，针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直至单列的专项资助经费。如此看似上下联动，长期持续的管理激励，为何难以实现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及其知识生产质量的提升呢？

行政化的高校社科科研管理体制，以及由这种行政化而衍生出的“目标替代”行为，是前述问题的症结之一。作为高校行政机关中的一个业务部门，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机构负有兑现校方在该领域既定工作目标的责任。来自目标责任制的压力，会迫使行政机构极力用目标中难度和风险可控的要素，代替那些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的要素，最终形成行政绩效考核的方案。随之而来的，行政机构服务的对象也会因为行政机构所采取的”目标替代”策略而发生“逆向选择”——坚持原本目标中高难度、高风险要素的对象，会被愿意认可行政机构执行替代目标的对象所淘汰，而后者则成为行政机构的“宠儿”和最终获得服务的对象。

现实中，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部门普遍不对所谓“跨学科”的人才、成果、项目的“交叉”难度和质量予以界定，其结果便是大量“近亲”学科间的交叉。相比之下，如果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需要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由于其难度大、风险高，反而很难获得科研管理部门的青睐，相关研究人员只能知难而退或者自寻出路。同样的，高校的高端智库建设也淡化对“回应国家、社会重大需求”目标的考核，因为“独立”做出应该在哪些领域进行“回应”的判断，要比“迎合”体制内明确的需求更有难度。结果，高端智库反而成为了政策实践部门的跟从者，“命题作文”式的政策解读，而非“前瞻性”的政策洞见，更能为智库赢得科研管理部门的成果认定与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