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历程中，经济学一直在试图接近“硬科学”，所谓的“硬科学”主要是指近代以来运用数学和实验方法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经济学一直努力在用这样的“硬科学”指标来要求和评估自己。与“硬科学”对应的“软科学”一般指不完全以数学和实验方法为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各类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学科。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学无疑是“软科学”。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进程中，数学方法作为其展开分析的核心方法，甚至到了泛化的程度，也因此招致诟病，但并未阻止或者打乱经济学家们运用数学方法的步伐与节奏，甚至又在“硬科学”的另一支柱方法——实验方法的使用上有了一系列的进展和突破，经济学诺贝尔奖颁发给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认可的明证，也凸显出作为“软科学”的经济学向“硬科学”迈进的决心与成就。就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而言，按照自然科学方法的“硬科学”标准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就，恐怕经济学在社会科学的学科中是名列前茅的，甚至可以堪称典范。因而，我们作出经济学是距离“硬科学”最近的“软科学”的判断，是有事实支撑和方法论依据的。

一、波普尔情境逻辑研究的缘起

在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进行分析比较，波普尔（1902—1994） 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1946 年，波普尔到伦敦经济学院工作时，展开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研究。情境逻辑的概念提出是波普尔基于“社会科学的任务是什么”的回答，波普尔曾经一度认为“俄狄浦斯效应”是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标志，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讨论了社会科学中的“预见对被预见事件的影响”的“俄狄浦斯效应”①。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波普尔却产生了与这个判断相反的观点。他发现“在生物学，甚至在分子生物学中，期望在引起被期望的东西中往往也起作用。”②尤其是继他完成《量子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论文之后，参考量子力学的新进展，波普尔认为由于因果关系内在结构的不清晰，因果关系会出现松动的情况，而究其本质则是源于因果结构的不可预测性。波普尔曾以伽利略潮汐理论的问题情境为例，指出伽利略之所以会拒绝将月亮的影响纳入他的潮汐理论，主要是出于他的信念，他的这种拒绝是理性的，但并非顽固的，事实上，科学确实是需要一定的韧性来加以捍卫的。波普尔认为，理解伽利略的问题情境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伽利略理论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尽管这种不可预测性清楚地限制了情境分析的有用性，但是“正如波普尔所说，如果社会科学中的情境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生成包括日常的、适当的行动在内的典型事件的情境模型，那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有破坏性的限制。”③所以，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主要不是做出预言，而是做出解释与说明，社会历史中是不存在规律的，只存在着对发展趋势的描述。在经济学方法论中，从穆勒、马歇尔开始，就在探讨经济学理论的“其他条件不变的”的前提假设，以及“干扰因素”无处不在的原因，认为经济学的预测只是对一种趋势的判断。笔者有多篇文章对此线索加以梳理和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科林·西姆金，波普尔的朋友和同事，他在1993 年出版《波普尔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一书中指出：波普尔怀疑经济学中存在着经济规律，以及在任何社会科学中存在着普遍规律，但是没有文本的依据支撑这一判断，也许是出于他对波普尔的熟悉④。美国学者威廉·A·戈顿（William A. Gorton） 在总结波普尔的规律与情境的关系时曾给波普尔一个很准确的评价：“每当他在进行社会科学方法的广泛讨论时，情境分析就成为讨论最活跃的话题，而规律则逐渐融入了背景中。”⑤同时，戈顿认为，“波普尔的主张——情境逻辑标志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区别——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重要。”⑥因为情境逻辑并非发现因果联系，而是通过整理和发现潜在联系，以及依据揭示目前情境的逻辑来进行说明的。

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就是看他是否可以通过证伪，也就是是否可以通过反驳，实验的确证其实只能具备检测功能，可以看作是一份检验报告，“一种理论的确认仅仅看作是对过去实验质量的批判报告：它不能够用来预测将来的表现。”⑦他认为这一实验报告当然有助于我们去预测未来，但并非唯一依据，而且还存在着时间指标，也就是只能在一定时间节点上来讨论确认的问题。波普尔用“确认度”来表示确证可能带给我们的关于未来指导的程度，但也并非是唯一必然和绝对的结论，这与休谟的归纳疑难问题具有同等含义。因而，波普尔以此规避确定事件之间“必然联系”的问题，也就是规避“休谟疑难”认为“科学说明需要界定产生各种现象的力量与机制。”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