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想起2020年这个春节，感觉真是过得怪怪的。在元宵节这天，我在群里贴了几首古人的诗词，然后留下几句话：“不知怎么，今人写的元宵诗，怎么读都不如古人的好。”看看唐寅笔下“满街珠翠游村女，满地笙歌赛社神”的那份热闹，张祜笔下“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的那份浩阔，不禁慨叹，此景何处寻！我深信了这个道理：我们读古人的诗，只是为诗意所留下的那份“美”而去的，成了一个“历史读者”。就在我留下那段话的时候，朋友海客贴出了一段话：“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

几天前，我把这段话贴在某个群里，那里的几个辩手正在为“陈主席”（“陈主席”的名不提了，想必大家知道）的事热辩。有人说文人都是政治盲，有人不服气，还有人写了篇政评，马上有人说写政评没意思，写作者如果是政治内行，肯定是艺术外行等等。这一回海客把这段鲁迅的话还给我了，言下之意，叫我从这方面思考。我知道，海客最近在埋头读《鲁迅全集》。前些日子我问他：“鲁迅这时候会写什么？”他说：“你出的题目，多是亦诙亦谐。”又说：“鲁迅如在，话题太多。半月一本《伪自由书》。”想也是的，我的朋友中，也很有些人借了互联网的便宜，乱发议论，看是自由，其实是“乱流”，是“伪自由”。

手边正好有鲁迅的《二心集》，又把鲁迅的这一篇《我们要批评家》重读了一遍。于是便做起了这篇与鲁迅同题的文章来了。

二

我的写作资料库里有一个故事：1979年，委内瑞拉的一位律师费德里科·阿尔维亚说月球是属于他的，并且有证据。他指出他们国家的法律允许任何人把无主的财产宣布为己有。这事情看起来有点荒诞，却有一点寓言性质。在今天的文坛经常看到有人首创了什么，然后拉一帮人举旗，造几条理由，洋洋自得，无限膨胀起来。我不是说首创不好，谁创新我都不反对；但你首创以后，鼓吹推广到不知边界的地步，就不对了。这就好比那位律师，即使他的国家真有那么一条法律，那也是他自己国家的事情。离开了国家的疆界，把宇宙里的东西宣布为己有，岂不是把一国的法律宣布为全宇宙的法律了吗？不荒诞才怪呢！鼓吹者如此，还好理解；评论者也如此，哪来批评家呢？好的批评家肯定是有的，但会被湮没。这道理后面再说。

三

说说文学评奖吧，批评家会怎么看？

且不说，人们对文学评奖这事非议已久，但总得不出一个公论。诸多文学评奖总是在促进文学繁荣吧！非议这件事的人应该是批评了吧，但他是不是批评家呢？我怀疑。

几年前，叙利亚籍诗人阿多尼斯在上海谈到诺奖时曾说：“无论是诺奖还是别的文学奖项，一切的奖，和诗歌、诗人都没有关系，也没有益处，倒往往会有坏处。因为大奖会让诗人过于不必要地自信。当一位文学家过于自信，就很可能是他的事业终结的开始。”这是诗人的说法，不是批评家的说法。

一个简单的推理：如果一个罪犯被罚多少款就可以释放的话，那等于说罪责可以用金钱抵消。同理，一部作品可以得奖十万，在常人眼里就等于说这部作品可以和金钱等价。

批评家应该怎么看这种事呢？

我去拜访一位《资本论》的研究者，说起文学评奖，我们竟然讨论起这样一个问题：诗人需要资本思维吗？

评论家是否应该从这层意义上去思考思考呢？

上海大学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第二诗歌场”。曾几何时，几个写诗者和几个金融界人士在那里讨论金融和诗歌在远方的话题时发现，诗的传播也不全在诗本身，而是由诗带来的各种名利场的传播。作为最初产品的诗作也许不足以让你成为知名诗人，于是需要名声和价值的传播，传播过程中又叠加各种各样的意义发现——首先是“诗人”这个名，这个名现在是最容易获得的。聪明人千方百计以此为出发点，他们以低廉的产品，争取更多的高附加值，于是我们看到了许多争论和行为，包括交易。这一点已不容人怀疑，这和金融领域的资本运作相似，或可称为“名声运作”。鲁迅在1931年就说过：“号称 ‘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飘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